历史是位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

 英国基地     |      2021-10-07 18:45
本文摘要:​历史是位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文:沥泉丨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1840年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被外来文明无情而彻底地打碎。于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试图从西方历史的履历和教训中,寻找文明的密码。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又一个老师,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德国、苏俄三个国家。 一代代的中国人,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涛壮阔所熏染,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再起和厥后居上所鼓舞,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再起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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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位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文:沥泉丨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1840年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被外来文明无情而彻底地打碎。于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试图从西方历史的履历和教训中,寻找文明的密码。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又一个老师,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德国、苏俄三个国家。

一代代的中国人,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涛壮阔所熏染,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再起和厥后居上所鼓舞,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再起看法。然而,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磨难。标榜自由、平等、泛爱的法国大革命,为何演酿成了一场人间悲剧?冯克利老师曾感伤地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很是不幸。

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两种看法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受这两种看法的支配。奇怪的是,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都对世界近代史上最乐成的文明范例——英美的守旧主义文明视而不见。

更为吊诡的是,在这场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大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却缺席了。阿克顿勋爵给世人留下了“权力导致糜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糜烂”的名言,但相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不外是他众多无边的思想海洋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他是哈耶克一生最崇敬的自由先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是十九世纪后期大师级的思想者。

而且,他正好生活在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而且深刻而入骨地批判了谁人思想扭曲、信仰迷失的时代,指出中国的“三位老师”身上的种种谬误,为文明敲响了警钟,并被厥后的历史一次次应验。哈耶克一再提醒,世界不应忘记阿克顿勋爵一个瞎子都不会忽视的人,却被整个世界忽视了。

于是,在对西方的学习中,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秩序及其传统,距离真正的文明越来越远。所谓南辕北辙,偏向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被国人错误追捧的“自由”观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受激进思想的鼓舞,欧洲进入了历史研究和哲学看法的多产时期,种种雄辩而充满熏染力的看法蓬勃而出,一度被视为思想的黄金时代。1895年6月,阿克顿勋爵受邀担任剑桥大学教授,在就职演讲中,他绝不留情地展现了横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谬误,批判了那些带来动荡和灾难的“自由”观:世界把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把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把联邦共和归功于美国革命,把人类的自由宁静等归功于法国大革命。

这些对“自由”的解释,是十九世纪思想家们着迷的“革命叙事”,它展现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进步是在革掷中突然泛起的——只需要设计好社会蓝图,就可以通过革命凭空缔造一个新世界。旧世界的传统酿成了革命的敌人,可以在正义的目的下被打垮,纵然接纳非法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于是,革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革命、屠杀和战争一次次重演,却被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追捧,在东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庞大的悲剧。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阿克顿勋爵对这些错误的“自由”观深恶痛绝,他评价道:“革命者的凯旋,使得历史学家没有驻足之地“,他不无挖苦地说,“只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配合之处,就是没有自由。”对“自由”看法的这一大堆差别解释引起的冲突,在阿克顿看来仅次于宗教神学。其实,阿克顿从来不阻挡革新和进步,只是在他看来,革命是革新的最大敌人——它使得一种明智而公正的革新成为彻底不行能的事。

阿克顿申饬读者,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西方人履历的所有庆幸和磨难,都源于其传统,只不外在历史上一次次地以差别的面目重演。而一切革新,必须基于社会的自由传统,只有追根溯源,革新才不会陷入疯狂和迷失。

而中国要学习西方,也应该从自由传统的真正基本开始。“五月花号”象征着美国文明的自由和契约精神▎自由,有着古老的传统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伟大的自由主义女作家,她的言论使拿破仑恐惧,后者称“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邪恶”。她给世界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则是现代的。阿克顿认为,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经成为近代历史学家的荣耀。

上溯西方的传统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中,还是在雅典的时代,都能发现自由社会的踪影。在以色列人的时代,由于上帝的律法寄托着逾越性的信仰和传统的气力,从而取得了高于统治者的职位。在厥后的基督教社会中,建设起自立和自治两大基本原则,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也逐渐扩展为世俗社会领域的小我私家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

这也让以色列人得以挣脱东方民族的专制习俗。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文明历程在雅典城邦的时代,商业的习俗带来了文明的思想,梭伦和伯里克利先后推进了渐进、平静而不流血的革新。

然后一种颠覆了人间权力的看法泛起了:权力应该平衡分配,每一个公民都有讲话权,有权讨论、决议和撤职统治者。于是,依靠公民同意的统治,战胜了依靠权力强迫的统治。

然而,阿克顿无情地指出,自由在每个时代的进步,都面临着几大威胁,源头是人性中的恶:强人对权力集中的盼望,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憧憬,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然而更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好的工具,所以,历史的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袁伟时老师在《迟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随之而来的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情形。

除了分析文明迟到的基础原因,袁老说:历经惊心动魄的迷恋挫折,中国人理应大彻大悟,铭刻血的教训,敢于突破思想的牢笼。如何才气拥抱文明之光,这是贯串袁老《迟到的文明》一书的最焦点的问题。▎自由,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阿克顿认为,自由与宗教一样,一直既是善行的动力,又是罪恶常见的捏词。

在人类履历的有些年月,自由的历史简直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人们对其他目的的追求经常转移、以致窒息对自由的追求。宗教的自由传统受到了挑战,基督曾警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国家,由于未能阻止国家权力的发展,被权力逐渐侵蚀。神授的小我私家自由和国家权力发生了冲突,并以灾难性的方式末端:耶路撒冷在战火中沦陷,恺撒们开始以上帝之名行事,终结了政教分散的早期基督教时代。

当分权不再时,对少数群体的不宽容侵犯了自立精神,权力侵蚀了民众自治原则。生长到最后,就是中世纪的猎巫运动。刺死马拉的科黛,和陷入疯狂的革命群众而近代史上的诸多革命,归根结底,不外是猎巫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在法国大革掷中,自由再次成为民众的信仰,然而当这种信仰缺乏执法的制约,又脱离了宗教对人性之恶的警惕和自律时,自由就酿成了彻底的人性放纵。巴黎成为了猎巫的场所,成千上万无辜者在民众的狂欢中被送上断头台。

随后,迷信与权力合二为一,酿成了新的怪物。在大革命的末端,群众在陌头高呼的不是“自由!自由!”,而是鲜血与炮火中的“天子万岁”,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提倡新的十字军东征,走入五百万人的宅兆。▎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希腊的文明传统也遇到了挑战。如果说,雅典的公民信仰基于分权基础上的言论和选举自由。

那么,斯巴达则信奉基于平均主义的暴力看法,公民要为国家而战,成为战争机械上的一个零件,去掠夺富庶的希腊城邦和作为仆从的希洛人,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向每个公民均等的分配。这就是斯巴达式的“平等人公社”,它包罗了两张面貌:产业平等的看法和军国主义的暴力本能。

到了近代,“平等人公社”的第一张面貌酿成了乌托邦主义的人间童话,第二张面貌则被德国和日本等民族主义政权视为强国之路。然而,这对孪生子形影相随,选择了前一个,就一定会迎来后一个,被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证明。大哲学家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将人类的历史,看作两种差别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雅典代表的海洋商业文明,和斯巴达代表的大陆农业文明。

它们的战场,从古代的希腊半岛,到近代的英德竞赛,再到现代的美苏冷战,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一直延续到今天。▎留给自由人的思想遗产阿克顿勋爵对今世的历史著作评价不高,他不无讥笑地申饬历史学家们:“你们穷尽一生精神收集的文献,仍不足以造就出真正的大师”。

真理总是孤苦的,而谬误却容易大行其道,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乌托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迅速泛滥,被一个个后发国家所学习,从法国到德国,再到俄国和日本,最后再到中国。这些声音不管何等动听,最终的效果都只有一个——迫使小我私家意志附属团体意志,从而发生一种控制思想、消灭小我私家自由的庞大气力。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走向了军国主义的民族扩张在阿克顿看来,自由传统的继续者只有英美。

法国《人权宣言》“印出来不足一页”,“分量却凌驾所有的图书馆,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然而,它的最大问题却是严重缺乏历史意识。很少有人能把真实的历史逻辑讲清楚,就连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也无法幸免,他们要么眼光狭隘,只体贴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要么随波逐流,被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口号所裹挟。

这让阿克顿深深地感应悲伤。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罗致历史教训。阿克顿有一个弘大的目的,写一部人类的自由史,却由于“过于博学”,总是难以下笔。

他一生的著作寥若晨星,在晚年曾认为自己碌碌无为。然而他仅存的手稿,却被后人奉为经典,被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和挖掘,人们也被他极具穿透力的警句所震撼:“产业,而非知己,是自由的基础”“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就是历史的气力”“要从历史上升到哲学,掌握永恒的问题,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认可任何危险的政治答应”…… ……阿克顿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他认为史学要以记述历史真相为天职,但也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尚的精神使命。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履历的佐证,以完成通报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

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权力被关进了笼子阿克顿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英美文明的人,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今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到达他的思想高度。哈耶克曾感伤,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自己的弱点,向世人展现自由艰难曲折的生长历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尺度,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基础无法完成目的——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而他希望给真正的自由人留下一部永恒的作品,能够被带进宅兆里。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晚年的阿克顿,负担了一项弘大的使命,代表剑桥大学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从四百年的历史现象中掘客三千年间的思想,这一次,他呕心沥血,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命。这部未完成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于1902年一经出书,立刻惊动世界,成为西方世界耐久不衰的思想经典。在这一伟大作品的鼓舞之下,剑桥大学又一连出书了《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古代史》,这三部著作,被后世统称为”剑桥三史“,到达西方数百年来源史研究的极点。“剑桥三史”的出书,一举奠基了剑桥大学在历史作品出书中的职位,一百年来,先后300多本剑桥史系列作品得以出书,包罗了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域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学、思想等。

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一百多年来,我们只拿来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的一个个谬误,最终也在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中一次次迷失。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亟需真正地思考:“开眼看世界”究竟应该学习哪些工具。

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欠缺的还是最基本的知识——重新寻找文明最基础的源头,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这样才气跳出看法的局限。以此而论,由阿克顿勋爵主编、随后被不停修订再版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当得起“承载高尚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是期望拥抱文明的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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